他号召青年“冲决历史之桎梏，涤荡历史之积秽，新造民族之生命，挽回民族之青春”；他被军阀杀害，报纸记载，李大钊就义时第一个走上绞刑架，“神色未变”。1927年的4月28日，李大钊英勇就义，时年38岁。

1926年3月18日，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，北京一片白色恐怖。为了掩盖其罪行，段祺瑞执政府诬蔑李大钊等人“假借共产学说，啸聚群众，屡肇事端”，发布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。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，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，进一步揭露段祺瑞执政府的反动卖国本质。

1926年4月18日，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，加紧对共产党的镇压和迫害。北京城里贴满告示：“宣传赤化，主张共产，不分首从，一律死刑。”尽管白色恐怖日益严重，李大钊仍秘密开展工作，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断壮大。出于对李大钊安全的考虑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次要求他南下武汉工作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因为其他同志相继调离，北京的工作更离不开他。

1926年3月底，李大钊带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，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，再也没有公开露面，但革命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。日本使馆与苏联使馆相邻，苏联使馆常有中国人出入的异常动静，很快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。由于叛徒的出卖，奉系军阀获知李大钊就藏匿在苏联使馆内。

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

1927年4月6日，军警们逮捕了李大钊，同时把他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也抓了起来，关在拘留所里。张作霖抓到“赤匪头目”李大钊，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，甚至把竹签插进他的指甲缝里，还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，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。

严刑拷打不成，敌人又转为利诱，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到监狱劝降，声称只要李大钊肯为张作霖效劳，荣华富贵在他之上。李大钊称决不当无耻的奴才和迫害人民的帮凶！

夫人和女儿同时被捕，李大钊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她们的安危，但他以党的事业为重，在监狱绝口不提家事。敌人要求他写供词，他用血迹斑斑的双手，写下慷慨激昂又充满高超斗争艺术的《狱中自述》。

从《狱中自述》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，李大钊全篇都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回答敌人的问题，绝口不谈共产党，借着张作霖极力拉拢国民党的契机，最大限度保护被捕的同志。无论敌人动用酷刑，还是威逼利诱，都没有动摇李大钊维护革命利益的坚定意志。他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，也没有说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利益的话，这一点，就连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“李无确供”。

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，李大钊无所畏惧，仍然一心为了民族解放，为了“再造”和“振兴中国”，义正词严，字字血泪，继续阐述当时公开宣传的革命主张，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，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、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，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！

李大钊就义前慷慨陈词：“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，就绞死了共产主义！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，如同红花的种子，撒遍各地！我们深信，共产主义在世界、在中国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！”

李大钊一生勤勉，笔耕不辍，共写就上百万字的文稿，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未给家人留下一封书信，《狱中自述》未提及家人，却希望敌人对于被捕爱国青年宽大处理，不事株连。即便是在法庭上，面对和夫人、孩子们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哭成一团，李大钊却只是看了看她们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看似冷漠，却非无情。

李大钊《狱中自述》手迹

李星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：“父亲在狱中十几日绝口不提家事，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。他永远爱我们，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，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，却要比个人的利益和安危重一千倍！重一万倍！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李大钊首先想到的是革命事业，是如何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，而不是个人的小家庭。在生死抉择面前，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，而是如何避免党组织再次遭受破坏，展示了他胸怀人民大众、志在民族解放的崇高革命气节。毛泽东称其为“真正的老师”。

李大钊一生俭朴清廉。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，他长期无私地接济贫寒的青年，并尽最大能力支持革命活动，以至家庭生活常常无以为继。为此，学校后来在发薪水时，不得不先扣下一部分交给他的夫人。他牺牲后遗体下葬，连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。

（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初心·使命·家书》）